1980年12月，致公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在大会上，有一个老人欣慰得频频点头，并和与会者一致推举时任上海市侨联主席的董寅初先生任主委。这位长者就是已故的致公党上海组织创始人之一叶鸿宝先生。

　　余庆路上的一座公寓曾是叶鸿宝老先生在上海的家，这里也是致公党支部最初开会和学习的地点。今天，叶鸿宝的女儿叶朱还居住在这所公寓里，回忆起父亲的往事，掩饰不住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叶鸿宝是福建人，早年侨居印尼，从事教育和华侨社团工作，历任印尼中华学校校长、雅加达福州公会主席等职。日本侵占印尼时，他由于宣传抗日，成为日军宪兵注意对象。他时任中华学校校长，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要向日本人鞠躬，因此性格倔强的他选择避难美利达山村。日本投降后，当地华侨纷纷组织侨团，叶鸿宝被推举为福州、福清、兴化三方华侨团体新生社的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叶鸿宝回国报效之心迫切，1952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福州，先后担任福州市人大代表、仓山区副区长、福州华侨中学董事长等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叶鸿宝主动向组织提出不拿国家一分钱，用自己的积蓄续营生，不增加国家的负担，甚至连差旅费都是自己掏钱。据叶朱回忆：“爸爸在印尼虽然有些积蓄，但也绝非富人，父亲一方面谢绝了国家给予的“俸禄”，而自身却非常节俭，如，朋友寄来一封信，爸爸常把旧信封拆开，利用反面重新制作一个新的信封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孩子们写信。”

　　1957年叶鸿宝在福州加入了中国致公党，1974年迁居上海。1979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84岁高龄的叶老作为福建的致公党代表搭乘上海各民主党派赴京开会的包机赴京参加会议。“上了飞机爸爸才发现，偌大的上海当时还没有致公党组织，这太不可思议了！在飞机上他就琢磨，上海有几十万的归侨、侨眷，而致公党又是归侨、侨眷的党派，上海应该是致公党组织发展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他向时任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黄鼎臣先生提出自己的想法。经过磋商，黄老建议父亲回到上海后，能够先物色并发展一些党员，为建立组织打下基础。他也将向中央统战部汇报此事。会议结束后，父亲跟随其他各党派的上海代表团回沪，上海统战部张承宗部长在上海机场亲自迎接他们，张部长特地走到爸爸跟前亲切地表示，已接到上级指示，要协助与指导建立致公党上海组织，改日会专程接叶老商量筹建工作的各项事宜。事后，张部长几次邀爸爸去统战部商量建立致公党上海小组的具体细节。”叶朱回忆说。

　　回到上海后，叶宅比平时热闹了许多，当时筹建致公党上海支部没有办公点，叶老的家就成为了大家聚会、联络、学习的地点。1980年7月，黄鼎臣主席两度来沪，明确要求董寅初先生作为领头人，和叶老一起筹建上海的致公党组织。这时，叶老的夫人、女儿、女婿也加入到筹建工作中，叶朱回忆说：“当年，爸爸年事已高，很多跑腿和联络的工作就落到了我和我先生的身上，由于受到爸爸的影响，加上董叔叔一再相邀，我和我先生也一起加入了致公党。

　　一年后，已经有10名党员组成的致公党上海支部正式成立。致公党上海市委原主委俞云波先生评价叶鸿宝先生为致公党在上海的“种子党员”，有了中共和国家关怀的阳光、雨露，使得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八个民主党派在上海终于都有了自己的组织！1984年3月，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升格为上海市委员会。已是90岁高龄的叶老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激动地留下了他最后的墨宝“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开创致公党上海工作新局面而奋斗”。

　　叶鸿宝的一生是爱国的。年轻时，他在印尼教书育人，培养出一大批爱国人士，他凝聚起当地的华人力量，扩大了中国人在海外的影响力。解放后，他不仅自己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还鼓励和引导了一批华人回国。他的“不拿国家一分钱俸禄”，自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整整持续了20年，物价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无法想象这位老人是如何节俭，靠着在印尼的积蓄一直维持到1982年。1982年，由于年迈多病，无法享受医保的叶鸿宝老先生，才在致公党的关心下恢复了工资和医保。叶老先生的事迹很感人，他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却在耄耋之年还不忘为创建致公党上海组织奔走。在清明之际，我们深深地缅怀这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老先生，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弘扬。

　　（本文原载于2012年3月29日出版的《上海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