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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后续 生生不息
纪念陈其尤诞辰120周年
  作者:陈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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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尤(1892-1970)是中国致公党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纪念。作为致公党的后人,谨以此文缅怀他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纪念他为致公党的建设和发展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继承他对中共领导的坚定信念,同心同德,致力为公,奋发前进。

  少小有大志,一寸丹心向革命,矢志不渝

  陈其尤,又名定思,丽江。广东海丰人,出身于当地“望族书香”之家,少时读邹容《革命军》一书,“读后感奋,几不能忍,即决出外求学,并找机会参加实际革命工作”。1911年2月,“赴穗入博济医学堂学医”,并加入同盟会。是年,比他长14岁的同乡陈炯明与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设南方统筹部于香港,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谋在粤大举。陈其尤应陈炯明之召在其设立的莲塘街12号和仙湖街始平书院助理所任各事。武昌首义,陈其尤参加了陈炯明、邓铿在东江组织的民军。11月6日民军围攻惠州,9日惠州提督秦秉直以惠城降。随后各路民军合力光复广东全省。民国成立,陈其尤因“有功民国”,作为嵇勋生,以官费派送日本,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1916年学成回国,任职于北京政府财政部公债司。

  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陈其尤毅然辞职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18年,援闽粤军成立,陈炯明任总司令,陈其尤任总司令部机要秘书。与时任作战科长、后升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的蒋介石为“粤军老友”,且相处甚好。同年,粤军分三路援闽,攻克段祺瑞系北洋军阀盘踞的漳州及闽西南27县。协助陈炯明建立“闽西南护法区”刷新政治,推行新式教育,传播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新思潮,政绩颇著而有“漳州新政”之称。

  “漳州新政”引起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极大关注。1920年4月,苏俄代表波塔波夫访问漳州,由陈其尤负责具体接待。1920年秋,援闽粤军奉孙中山之命,从闽返粤,统一两广,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陈其尤受命“任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因受粤军将领洪兆麟排挤,于“1922年冬末奉调回省”。复“因政见龃龉,退居香港,出洋游历”,曾在越南、新加坡短暂居留,于1923年返回香港。

  在上世纪头十、廿年代里,由同盟会演变和改组而来的中国国民党,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传布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两大政治势力。1925年10月10日,美洲洪门致公堂改堂为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副之。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举陈炯明为总理。陈其尤于是年由堂而党,加入致公党。1933年9月,致公党领导人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由中央干事会主持工作,陈其尤于此时被推为负责人之一。1935年,陈其尤被蒋介石委任为其驻港私人代表。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处于最为紧张时期,孔(祥熙)、宋(子文)两家却在香港“过其穷奢极侈之生活”,又从“借款购械”中大发“国难财”,其行径令人发指。陈其尤深“知蒋系四大家族内情”,检举揭发“不但无济于事,且有危险”。但“终以国家危在旦夕……个人安全,其小焉者”,遂决定电告蒋介石,“揭发孔宋两家在港密情”。不出所料,“讵此为孔所知,以辞兼财政部长要胁”蒋介石惩办陈其尤。蒋介石“遂回电伪作”请陈其尤“到汉口面商……何期抵汉次日”即被军统局扣留,被囚禁于贵州息烽集中营,“至1941年恢复自由出居重庆”。

  陈其尤自青年时代起甘洒热血,矢志革命,不意人到中年,转眼之间竟从蒋介石的座上宾沦为阶下囚。这件事对陈其尤触动很大,不能不令他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审视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识。陈其尤此后的走向,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拐点。

  主持致公党的“三大”,辞“旧”迎“新”,睿智转型

  1941年,陈其尤从息烽移居重庆,只被允许在市区范围内行动,一天,他在朝天门附近林森路303号(今解放东路)门口,看到一块“黄鼎臣诊所”的标牌,十分惊喜。原来,黄鼎臣(1901-1995)的大哥黄禹谋是陈其尤在海丰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同乡,从小起,黄氏兄弟俩与陈其尤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20世纪20年代,黄鼎臣赴日本留学,1928年毕业于日本医科专门学校(日本医科大学前身),曾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遭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因联系人被捕,失去组织联系。回国后的黄鼎臣一面挂牌行医,一面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3年10月,他到澳门行医。当时陈其尤正在香港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曾给予黄鼎臣多方面的支持,两人交往甚密。1940年底黄鼎臣辗转来到重庆开了一家诊所,同时还担任《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缘此,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得以经常出入他的诊所,他也名正言顺地经常去红岩村、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社为同志们看病。

  而此时的陈其尤,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内心忧闷,思想彷徨,政治上找不到方向。这次在重庆与黄鼎臣邂逅相遇,不仅是他乡遇故人,分外高兴,而且缘由黄鼎臣的牵线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人士有了接触,彼此结下深厚友谊,在思想上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影响。陈其尤自述:在此期间,“得以不断阅读共产党书报和毛主席言论,并接近进步民主人士,故对蒋倒行逆施,认为绝望”。这使得陈其尤“觉得今日而言救国实非共产党路线,别无其他方法”,中共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只有她才能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其尤与中共建立了政治共识。这是后来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恢复和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以及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重要的思想准备。

  1944年底,抗战胜利在即,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影响。”“致公党应当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中国致公党未来的走向和如何发展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他日决心回港,召集海内外同志复员致公党,加入新民主主义阵线”。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释放了陈其尤。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与原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汇合,着手恢复和重建1941年香港沦陷时已陷于瘫痪的致公党中央组织。在香港,陈其尤“召集干部同志会讨论复员办法及政治方向,即席说明大局情势,今后只有中共路线才能救国,本党亦只有走中共路线,才有前途。”1946年4月,陈其尤邀请黄鼎臣到香港出席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详细介绍刚结束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和战后时局,指出: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致公党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没有中立的余地。建议致公党应当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投入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中央干事会成员的赞同,并希望他留在香港,帮助致公党进行改组。会后,黄鼎臣由陈其尤介绍介入致公党。

  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的连贯、饶章风、许涤新等同志在致公党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为致公党的恢复和重建在思想上、政治上指明了方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在陈其尤主持下,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香港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的《政纲》、《党章》、《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告海外侨胞书》、《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大会决定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的机关刊物。

  “三大”发表的这些文件在革命对象和目标上,与中共当时提出的具体纲领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共识,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产物和反映,但同时也是致公党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变更和飞跃,是致公党辞“旧”迎“新”,新旧传承的标志,表明中国致公党已成功地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型。

  以“三大”为契机,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踏上了复兴的新征程,并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中国致公党之所以能够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共的影响和帮助”(黄鼎臣语)。虽然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史料去展示“中共的影响和帮助”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但重要的是“三大”文件已证实了这种影响和帮助。而这一切显然是与陈其尤主持的“三大”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三大”的召开,为致公党未来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当年“三大”的睿智转型,也就没有致公党的今天。“三大”永远是致公党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鸿文两篇,郑重宣言,接受中共领导,认同中共政纲和路线

  “三大”以后,致公党中央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全党为实现“三大”的目标、任务积极行动起来,对于涉及国家主权、前途、重大政治事件发表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并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政党加强团结合作,以各种方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事实证明,中国致公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针对当时全国形势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基本纲领。

  5月5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响应“五一”号召,拥护和认同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对此,陈其尤说:“于此,最值得郑重提出者为我代表本党与各党派负责人,首先签名响应富有历史性的中共五一召开新政协一电。”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又率先单独在《华商报》上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高度评价中共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指出:“中共这个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中国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阶层的,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相符合”。“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还特别强调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以鲜明态度表达致公党承认中共在民主革命和将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这一重要政治主张,同时又函电海内外,美洲南洋各地党部切实研究“五一”号召的重要意义,积极引导和动员致公党员和广大侨胞,认清时代潮流,统一认识,推动全党走向同中共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6月9日发表的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标志。在今天的8个民主党派中,致公党是最早公开表示接受中共领导的政党。

  在同年6月15日出版的《公论》第3期上,陈其尤发表署名文章《新政治协商的意义与任务》,进一步就“五一”口号第5条“发表意见和希望”。文章篇幅不长,但充分表达了中国致公党完全认同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个奋斗目标途径的立场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召开新政协的历史内涵。

  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应中共邀请,出席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议。1949年9月2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代表致公党在大会发言。陈其尤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实在是适合今天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对于共同纲领,陈其尤认为“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和牺牲生命换来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此纲领对华侨利益,多已顾及,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建设的共同奋斗”。这就为1950年4月中国致公党“四大”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陈其尤历任第4至第6届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第1至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1至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常委;领导致公党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多次撰文对新中国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为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70年12月10日,陈其尤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身经辛亥、民国、抗日和建国四个重要历史时期,

  见证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走过的历史必由之路

  陈其尤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动荡,抗日风云以及缔造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革命史依次记述的架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画卷,同时这也是他和中国致公党在同一历史大环境中的创建、挫折、发展和转型几乎须臾不可分割的共同历程。他为致公党寻找正确的方向和引上发展壮大的道路,生生不息作出了历史性的和决定性的抉择,从而为致公党能在今天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陈其尤可谓功莫大焉。

  陈其尤的一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经历了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和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并把中国致公党引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在他身上展示了思想、信仰和政党的新陈代谢,及其复杂的经历。这种急剧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引导下不断探索追求进步的过程,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见证了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曲折革命历程,他们的革命历程可以说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增进政治共识和团结合作的发展历程,并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升华为“同心”理论的历史基础。

  (作者为市委原副主委,本文引号内的文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陈其尤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