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让二胡因为我而变得高贵，变得浪漫，变得美丽，变得灿烂，变得温柔，充满爱意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学习二胡。

　　为什么呢？我6岁起学琴。父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我是典型的校园子弟。虽然我的爸爸妈妈从事的都是工科，但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文艺的推崇，真的是达到了“发烧友”的级别。

　　从小我脑子里就有这样一幅画面：我爸爸指挥，我妈妈跳舞；我爸爸拉手风琴，我妈妈唱歌；我爸爸拉二胡，我妈妈在一旁打节拍……我父母对音乐的推崇、对艺术的尊重、他们热情和激情的基因都传递给了我，他们鲜活多彩的校园、家庭生活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家里有三样乐器：一把小提琴，一架手风琴，还有一把二胡。我首先选择的就是美丽而浪漫的小提琴，那时候我只有6岁。当时不像现在，小提琴还分为幼儿小提琴、少年小提琴和成人小提琴。我拉了几个星期之后，小脖子就拉歪了，驾驭不了它，我爸爸好像也教不了我，于是就放弃了。第二个选择，我盯上了手风琴。手风琴的声音就像一支乐队，好丰富。我看爸爸拉手风琴，妈妈跳舞，那种感觉真好。所以，趁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就把手风琴端在腿上，拉啊拉啊，小腰也要拉断了。拉了几个星期之后，我还是放弃了。最后我以不屑的眼光看了看二胡。因为没东西玩了，那怎么办？好吧，那就拉二胡吧。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甚至是不情愿地和二胡结伴成长了。

　　我6岁时，父母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南迁到了四川峨眉山脚下，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我在那里上的子弟小学。13岁那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所以我也是新上海人，真实的北人南迁。可能正是这种多元因素的作用，使得我对多元文化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18岁那年，我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在学校里担任播音员和音乐节目主持人。走在学校里，经常有人猜，你是拉大提琴的吗？我回答不是。那你是弹钢琴的？我说也不是。那是声乐系的？或者是吹长笛的？我说都不是。他们问，你到底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民乐系的。话一说出口，感觉就好像已经低人一等了。当我再说，我是拉二胡的，对方那个眼神真的是非常伤自尊。但是我不会跟同学们去辩论，虽然心里很愤怒，很委屈。我想，二胡有什么让人瞧不起的？我就是爱二胡。一种乐器的高低贵贱，不是以它的长相决定的，而是以它的气节和内涵决定的。今后我一定要为推动二胡艺术的发展尽我的力量，不仅要让二胡在中国有一席之地，还要让它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我要让二胡变得高贵，变得浪漫，变得美丽，变得灿烂，变得温柔，充满爱意。

　　■二胡与钢琴的对话，其实是表现了中国的音乐以敞开、学习、交流的胸怀面向世界的姿态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民族乐团。1996年10月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上海音乐厅演出，拉的是一首由河南豫剧改编的河南小曲。这首作品的演奏方式，除了借鉴小提琴左手揉弦的方式以外，还加入了大幅度的压弦、弓法，综合了很多其他方式。当时在观众席上有一位来自德国的钢琴家，他看这么一个稚嫩的小女孩，拉起二胡来生龙活虎，很有表现力，而二胡看上去那么简单，怎么一会儿颤音一会儿拉弓，有那么多的招数，他感到震撼。他本身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非常喜爱，他弹的《春江花月夜》，非常优美动听。在我演出结束后，他就找到我，说想和我合作，我同意了。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二胡和钢琴的合作是很常见的，比如《三门峡畅想曲》、《豫北叙事曲》等等。但是钢琴一般是处在伴奏的地位，二胡和钢琴对话的形式确实没有。我想，钢琴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王”，二胡也算是“民族器乐之后”，这样来一个对话也挺好。后来，在9天的时间里，我们抓紧时间邀请著名的作曲家杨立青创作了两首作品，一首是瞎子阿炳的《听松》，另外一首是新疆风格的《葡萄熟了》。排练《葡萄熟了》时，因为新疆乐曲风格中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韵味，节奏感比较容易掌握。可是当排练到《听松》时，那就惨了。我得一句一句跟这位德国钢琴家解释，那种紧打慢唱的感觉他一时间找不到。在不断沟通中，最后《听松》成为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也是我们合作的保留曲目。

　　1997年，我应这位音乐家的邀请前往汉诺威的一个文化沙龙进行了表演，我们展开了一场形似二胡与钢琴间实则中西音乐间的对话。这场演出规模虽然很小，现场只有80位观众，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它改变了我对二胡的认识。过去对二胡，我只知道我很爱它，知道它很美，但是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美。后来西方的听众对我说，二胡这种乐器太有灵性了，很像你们中国人，外表很低调，但内在充满了张力和智慧。

　　二胡和钢琴的对话，可以看作中国民乐在与这个世界握手。这是什么意思呢？握手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一种礼貌，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见面就握手。所以，二胡与钢琴的对话，其实是表现了中国的音乐以敞开、学习、交流的胸怀面向世界的姿态。同时，我个人认为二胡又是一种充满亲和力、感情细腻、充满内在张力的乐器，在不经意间，它的声音就会钻进你的心灵，钻到你的神经末梢，把你打动。用这么一个乐器来与世界交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一根弦像天，一根弦像地；一根弦是东方，一根弦是西方。这个弓就像“道”，是天地之间的牵连，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

　　很多人听我拉二胡，都曾掉过眼泪。有人说，二胡是个悲凉的乐器，听了就要掉泪。我说掉泪不仅仅是因为悲伤，感动了也会掉泪。比如，你陷入爱河、感受幸福的时候，也可能会掉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二胡的定位就是要把二胡的亲和力表现给世界。

　　二胡曾经是由中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1500年之前它受到了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在中国有一个胡琴家族，有30多种乐器，二胡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弦乐器传到西方就成为了小提琴，因此很多西方人称二胡为“中国的小提琴”。我想，二胡只有两根弦，一根弦像天，一根弦像地；一根弦像我们的逻辑，一根弦像我们的情感；一根弦像你，一根弦像我；一根弦是东方，一根弦是西方。这个弓就像“道”，是天地之间的牵连，是东西方文化间的桥梁。

　　在与世界不断学习、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懂得了什么叫谦和，知道了自己的知识还很浅薄，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了自信。所以，现在当人家问我演奏什么乐器的时候，我会说，我演奏的是二胡，我为之而自豪。

　　从1989年起，我开始有机会出国交流。但开始几次，都没找到感觉。后来，我带着愉悦、快乐的心情去进行音乐的碰撞，一会儿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碰撞，一会儿与交响乐队碰撞，一会儿与古钢琴、爵士、南美洲的探戈、布隆迪的大鼓等碰撞。人家就说，你是不是想向世界证明二胡无所不能？我说不是，但是当你愿意去碰撞去尝试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找到办法和途径。

　　在音乐当中，你真的会感觉到文化差异，而且表现方式也是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人，对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是一样的。我找到了这个角色，用我的二胡，从情感、爱意上用音乐去感动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受到了很多的鼓舞和鼓励。有一次，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听到我的演出，觉得非常好，于是请我去给佛罗伦萨大剧院的音乐家们作了一场讲座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名家的不断鼓励，慢慢增长了我的自信。也是他们对二胡的尊重和推崇，让我更加珍视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华艺术。

　　有人说，晓辉你再这样碰撞下去的话，有没有可能“洋化”了，中国味不浓了？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的定位就是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上海，背靠中国，放眼世界。

　　（作者为文艺系统党员，本文原载2012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